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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7/1973年正月十三(1 / 2)

杜蘅看了无数遍,宁肯怀疑自己的眼睛。

然而事实就是事实,确切无疑。

她收到了两封,不,是三封,连同玻璃下压着的一共三封,内容几乎一模一样的信。

不新鲜,迟到四年,像一场恶作剧。

几乎一样的话,嬢嬢在信上说了三遍——终于打听到他们父女俩所在,每月一封信,盼望能收到。祖父病逝于正月初一,丧事被她一个贫眼无识的老妇人张罗完了,她会继续写信。

落款时间一样是1973年正月十三。

老妇人落笔前大概在心里打过几次草稿,无论充当信纸的是什么,从不写出纸张所能承受的范围。

这三封几乎一样的信,唯一不同在纸。

毛边纸,报纸,香烟盒。

这样的递进,如果从高到低,那是一种极为不详的信号。

杜家以往拆信的错刀,刀柄上都包一层薄金。

祖父用的是白玉刀,仿西周玉戈的形制,没有纹饰,工艺精巧细气。连开一封信的工具且讲究惯了的杜家,不会轻易用香烟盒纸来写信。

杜蘅无声地心悸。

香烟包装盒舒开不规则图形,嬢嬢娟秀漂亮的字迹整齐地躺在上头,无怨无悔。

字不委屈,看的人替它委屈。

杜蘅想象不到,也不愿意想象嬢嬢在怎样的情况下,怀揣怎样的心情,把字迹落到这张来历未名的香烟盒雪白雪白的内胆上。

如果杜家真的到了这一步,用纸如此拮据,连一张体面点的信纸也找不出来了,那么以嬢嬢的性子,绝不会把写信机会浪费在一信多书,多投广投上。

如果这个顺序是倒着来的呢?

先香烟盒,再报纸,再毛边纸?

似乎也无法解读出任何喜人的讯息。

香烟盒作为信纸的出现的那一刻,已经打破所有希望存在的可能性。

温热的身体贴了上来,杜蘅顿了顿,男人从身后抱住她,淡淡体嗅卷着春日草潮的生气,粗糙而平实。

“怎么了?”

她问。

陈顺说没有,一记吻落在发顶,口气沉沉的:“看你一个人这么站着,我心里没着落,就想抱你。你在怀里,我就踏实了。”

他在门外看了很久。

看她一个人,孤静静地立着,只穿一身单薄的旧衬衣,大气不出,窝着肩膀,两片肩胛骨像困顿久了的蝴蝶,要从皮肤里破出来。

何止没着落,他心疼了不知几疼。

信是他从场部找回来的。

所以在清理污渍时不可避免看到几句,当下高兴变成疑惑,疑惑转向沉重。

情绪上的跌宕起伏,他比她早一步完成。

他甚至比她更早萌生出猜想:也许在重大变故发生之后,嬢嬢心里病了,忘记先前写过一封报丧信,所以才有三封一样的报丧信出现在这里。

如果真是这样,过去四年,一名病人,至亲不在身边,老妇人要怎么过下去?

杜蘅是不哭的。

见识过眼泪有多没用的人,不会再在海拔3500的大荒漠上浪费任何一点身体储水,锅炉高温也蒸发过她的眼泪,那场像蛆虫一样的大雪,一场眼部感染,榨干眼眶所有储水。

所以现在,她是一个少泪的人。

陈顺告诉她,香烟纸夹着一封不成样的信封里,上面是串北京地址。即便不是嬢嬢笔迹,无论如何,他打算先打个电报,托北京的朋友帮忙找找。

尽管他这么说了。

尽管他给她带来了一点希望。

杜蘅心里不详的预感仍然在膨胀,无休无止,像宇宙不断膨胀一样,膨胀到使现实觉得十分拥挤,无地容身。

她惊觉北京竟是这么遥远的地方。

她还保有做囚犯的自觉。

从来不敢联系绍兴家中,担心自己的成分会给本就艰难的嬢嬢祖父再添麻烦,她不能这么做。

直到今年年后收到嬢嬢迟到四年的报丧来信,才敢把绍兴,把嬢嬢拿出来想一想。

在这之前她从不敢想从前,更不敢想绍兴。

“北京,太远了。”

杜蘅闭了闭眼。

太远了。

哪怕嬢嬢在那里,她也到不了。

何况嬢嬢未必就在那里。

但陈顺说,就现在,他带她上场部邮电局,拍电报。

他一刻也等不了,像军人听见他的集结号。

而她的寡默,就是他一生最警备的号角。

他粗疏的话如果经过修饰,会美得像宇宙所有星辰同时在打闪。尽管不修饰也很美。

他说,他的情绪长在她情绪上,她难受,他比她还难受,她心急,他比她还着急。

杜蘅问:“像寄生关系?”

“啥是寄生?”陈顺蹬着自行车,叮嘱她如果觉得冷,可以藏进他的大衣里,听到寄生的解释后闷闷笑了,“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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